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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周广肃曾表示，平台经济不仅使得供给和需求得到更高效率的匹配，同时对需求和供给产生深刻影响，三者共同作用，就业市场的增量将得到自然凸显。7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曾提出，要严密关注劳动密集型企业，建立规模裁员和失业风险预警机制，支持企业稳岗，引导支持产业向中西部等地区有序转移等一系列具体举措。

巴曙松：我还想问一下大华银行的张总，现在世界范围内实际上已然形成了两个对全球化的看法，一个是今天我们大家都谈到的合作、共赢、沟通，我们叫做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连通。还有一种是相对的隔离、贸易保护，比如本国优先、排外。这个形成慢慢促使全球的经济体，可能贸易成本会上升，在这样一个慢慢变得有一点程度分化的背景下，这些沿线的经济体是怎么平衡不同的趋势？比如新加坡要做出这样一个平衡很不容易，我们撇开政治因素你是一个银行家，在全球都有分支机构，面对这样一个对于全球化的不同看法，以及采取的不同措施，你作为一家金融机构的管理者，怎么去平衡这种不同的大的经济体或者不同的政策导向呢？

AI作为新工具，是全面实现产业升级的大风口。传统行业的部分劳动人口被挤出，可能会局部带来现实的焦虑，但长远来看经历产业革命后，全社会的生产生活水平都将有巨大提升，大量新产业将应运而生。正如在信息革命之前人们无法想象今天这么庞大的IT及其衍生从业群体一样。智能革命前夜的我们也许真的想不到近在咫尺的未来新行业会有多丰富、多绚丽。

为了回归A股，周鸿祎付出了很多。将360私有化，花了约100亿美元；借壳又花了500亿元。可刚刚在A股顺利上市不到一个月，CDR来了。这意味着只要迟一个月，360借壳江南嘉捷的500亿元是完全可以省下来的，这笔巨款花得真有点儿冤枉。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一个月，周鸿祎白白损失了500亿元，心情能好得了吗？

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制度也有副作用：因为跟投之后，投资银行与上市公司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一种合谋的关系。在整个资本市场的体系制度建设当中，我们希望投资银行承担“看门人”的角色，但是跟投之后这个“看门人”的角色就失去了独立性。我们提出两个建议：第一，在券商内部设立防火墙制度，让投资银行保荐人员的收入与跟投所得进行有效隔离。第二，券商的研究部门不能去推荐自己保荐的上市公司。如果做到这两点隔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前述的副作用。

金融开放成果丰硕外资持续“做多”中国，离不开国内一系列金融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显示，近年来我国进一步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办法，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和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允许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与中资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设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财公司等多项内容。